如果說哪個行業的互聯網化更具有積極意義，那么NGO應該是其中之一。在屬性上，NGO的公益性、社會網絡性與互聯網精神天然契合，而NGO也在互聯網時代的探索中發現更多途徑，走上更加理性、建設性的道路。
12月的哥本哈根，寒風習習。在一次關于呼吁全世界關注其后變化的游行中，游行的組織者之一——綠色和平組織在哥本哈根架了一個大帳篷，所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游行者，在這里自愿打地鋪。在這樣寒冷的冬季，讓人不禁想起一些示威者的口號——“one world，one family”(一個世界，一個家庭)、“讓我們在一起，互相取暖”。
這是出現在2009年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的普通而又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——拋開斡旋其中的各國首腦不談，NGO（非政府組織）在這次國際大會中的表現令人矚目。
責任感是NGO的根本
人們經常說，NGO是市場和政府之間的“平衡者”。而比起其他兩者，NGO的責任感意識
顯然更為突出：市場追逐利益，政府符合國家意志，從NGO的起源、NGO參與者的動機來說，NGO則符合“社會的責任感”的標準。
在本次氣候變化大會上，會場上凡是新聞發布會，發言者往往都會被問到，對場外數以千計的游行者的看法，“你有沒有壓力？”。就算立場最頑固的美國代表，在回答這樣的問題的時候，也得小心翼翼，不要惹惱了人民，“要知道，這些上街的游行者中，也有不遠千里、自費飛到哥本哈根的美國人”。
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為例，幾乎每年，NGO都要在整個大談判中扮演代表民間意愿的重要角色。NGO扮演的社會網絡角色在很多時候對政府決策有重要影響。1999年，WTO西雅圖部長級會議和2003年的WTO坎昆部長級會議中，NGO的影響力從場外延伸到場內。2007年巴厘島會議就體現了NGO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作用：通過合法渠道在國際社會發出聲音，成為NGO實現社會責任感的主要途徑。
而實現這種責任感的重要保證就是NGO參與者本人的志愿者精神。在記者采訪到的NGO工作人員中，這樣一種情結令人印象深刻：對NGO人員來說，NGO是惠人惠己的、真正有意義的活動，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收獲一些快樂，同時也達成自己的成長。
NGO就是社會網絡
NGO，是英文“non-government organization”一詞的縮寫，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統下，不被視為政府部門的協會、社團、基金會、慈善信托、非營利公司或其他法人，不靠權力和經濟利益驅動的非政府組織。在政府、市場、NGO的三方關系中，NGO其實是在政府和市場之間的社會網絡組織，它的責任就在于承擔政府和市場不能做、做不好或者不該做的事情。在社會網絡中實現責任感。
NGO作為一種組織形式在全球范圍的興起始于20世紀80年代，進入中國的時間則更晚一些。隨著全球人口、貧困和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，人們發現，僅僅依靠傳統的政府和市場兩級還無法解決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問題。NGO于是便迅速成長并構成社會新的一級。
在組織形式上，NGO的組織與社區、網絡等形式聯系密切。據調查，美國非政府組織總數超過200萬個，經費總數超過5000億，工作人員超過900萬人。如此龐大和活躍的非政府機構（NGO），“是與美國‘大社會，小政府’的制度結構相配套的。這種制度的來源，與美國建國之初移民互助自助的傳統有關。”
在中國，則主要有兩種形式的NGO：一種是自上而下的NGO，具有較長的歷史和“半官方”的特色；另一種多由民間人士自發成立。中國的NGO組織多集中在環保、婦女、教育、扶貧等領域。與國外諸如綠色和平組織等較為激進的NGO組織不同，中國的NGO組織傾向于在政府與市場之間謀求一種更為平和的渠道，達到更好的理性、建設性的組織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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